做人不要锋芒毕露

做人不要锋芒毕露

　　“大智若愚”，重在一个“若”字，“若”设计了巨大的假象与骗局，掩饰了真实的野心、权欲、才华、声望、感情。这种甘为愚钝、甘当弱者的低调做人术，实际上是精于算计的薮蔽，它鼓励人们不求争先、不露真相，让自己明明白白过一生。

　　古人云：毁或无妨，誉则可怕。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名和利，则是相当危险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尚不太牢靠、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而言，很容易走入死角。

　　在对待名利上，曾国藩真无愧是一面“人镜”，他可以识人、识事，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，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，化不利为有利。

　　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，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，组建湘军的。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，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。但由于时势紧迫，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，“移孝作忠”，出山为清王朝效力。

　　可是，他的锋芒太露，处处遭人忌妒、受人暗算，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。1857年2月，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，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，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。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，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，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。“自问本非有为之才，所处又非得为之地。欲守制，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；欲夺情，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。”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，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，而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，效命可以，授予实权万万不可。于是，咸丰皇帝朱批道：“江西军务渐有起色，即楚南亦就肃清，汝可暂守礼庐，仍应候旨。”假戏真做，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。同时，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。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，已属不忠，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，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。因此，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，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。朋友的规劝、指责，曾国藩还可以接受，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，谈到“曾公本以母丧在籍，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，遂与募勇起事。曾公之事，暴于天下，人皆知其有为而为，非从其利者。今贼未平，军不少息，而迭遭家故，犹望终制，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。曾公诚不可无是心，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，人又知之。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，其心事明白，实非寻常所见。”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，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，却出山，是“有为而为”。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，这是存心“要权”。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，曾国藩忧心忡忡，遂导致失眠。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，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，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，“歧、黄河医身病，黄、老可医心病”。欧阳兆熊借用黄、老来讽劝曾国藩，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，未免有失偏颇。但朋友的规劝，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。